1.变化的实践

  在变化的实践方面，何教授首先回顾了对公共管理学科基本的理解。首先，在公共行政的前提下来看，所有的问题都需要从政府出发，政府是我们的聚焦点。在此基础上，就可以界定公共管理的基本问题，即政府如何去实现人民的充分生存权和适度发展权，是公共事务的核心。基于公共管理的基本问题，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公共管理的基本关系就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

之后，何教授梳理了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的变化，认为中国正处于市场化、全球化和互联网化的“三化共时态”带来超时空压缩的结构当中，超时空压缩的结构带来了极速的变化，这些变化可以被概括为十大变化，根据其特点分成三个板块。

第一个板块有如下几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是人民需求层次，共概括为三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需要面包，这个需要的满足依靠政府回应和政府的供给；第二个阶段是不仅需要吃到面包，还要参与做面包，这是参与和分享的需要，这比政府回应和政府供给更加复杂的需求，而且更加具有个体化和离散性；第三个阶段是人们会考虑吃面包还是可以选择吃其他食物，这是自主和自决。第二个变化是人民的分层。虽然人民群众是整体性的概念，但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体的分层，其中有三大分层的机制：收入分层、住房分层、认知分层。第三个变化是线上社会的产生及其对治理的影响。线上社会的治理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命题，具有进入成本低、门槛低、即时性的特征，同时与线下社会相比，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隐匿性。当前，线上社会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特定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同时线上社会也对线下社会发起了冲击和重构。第四个变化是线上市场的产生。具有收取中介费或服务费和资本密集的特征。第五个变化是技术—生活—管理的多维双向互构。生活是推动技术创新的，反过来技术也可以定义生活。正是因为技术高度卷入生活，所以技术和管理又成了一个双向互构的关系，一方面技术成为了管理的工具，从最早的网格化、最多跑一次，到健康码、流调，可以看出技术塑造了管理基本的逻辑。另外一方面，技术也正在成为需要成为管理的对象，比如说对于技术的规制。当技术成为一个管理的工具，深层次去塑造生活时，就意味着政府的边界在某种程度上借用技术达到了无限值，这是一个必须要高度关注的新现象。

  第二个板块有这些变化：其一是非常态治理对常态治理的影响。非常态治理将可能会固化、深化非常态治理，并且变成常态治理的一部分。而非常态治理具有高度密集、超常规发展，甚至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跟现有的法律法规都有可能做出了更灵活的处置。非常态治理的出现让我们理解到科层制的弹性和韧性也要成为一个重要的命题。其二是全球公共物品和区域公共物品，以及国家竞争、全球竞争和区域间的竞争，越来越深刻地塑造政府的行为，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为。其三是地缘政治正在深度影响国家治理，并进一步影响地方治理。

  第三个板块包括这些变化：第一个变化是从党务到党建再到党建引领治理。政党和党组织在治理体系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且正在成就中国的治理模式。所以我们必须从治理过程和治理的主体来研究党组织和研究党，即“党+治”。第二个变化是巨型政策项目。巨型政策项目的开展，以及其成功，是中国特有的治理成果。我们必须要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总结巨型政策项目成功经验。

2.专业的立场

  何教授在这十大变化当中，从更加纵深的角度建构出了十大挑战，这十大挑战也可以看作时代对公共管理专业的时代之问，并提出了应对措施。第一个挑战是随着“三化共时态”的推进，中国也出现了“三社共时态”，传统社会、现代社会、互联网社会同时存在。二是“三社共时态”的状况下，政府体系的理顺关系和政府与市场、社会，政府与国家治理体系的理顺关系，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这既延续了传统公共行政的经典议题，同时又具有现代性的特点和意义。三是巨型项目配合着中心工作的完成，这是中国治理体系的关键，但这往往会是高强度的，有超大规模的政策集聚、制定以及政策创新，这种弹性和灵活性必然会与刚性的依法行政形成一定的紧张感。四是线上和线下的社会及其管理、规制和秩序，对于线上社会，大多数时候还仍然是停留在舆情处置的范围，而没有回到线上社会治理的问题上来。第五是必须承认政治有一些非预期的、不确定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如何保证治理的科学化和专业化，以及治理本身的稳定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意味着政治和治理需要有适度的距离，以及保持适度的弹性，即使政治发生了非预期变化，仍可以相对保证治理的稳定性和科学性。六是国际议题变成国内治理议题，这不仅是要求治理队伍有更宽广的国际视野，同时也需要更强的治理能力。同时，国内的治理议题很容易变成国际议题，意味着国内治理面临的外部环境的压力也将会超出我们的想象。七是国家的自主性和我们现有的治理能力的匹配，存在一定的紧张感。八是非常态治理和常态治理之间的有效切换。在未来，如何实现非常态治理和常态治理的迅速切换，是公共管理要面对的问题。九是伤害防范、风险治理和纠错机制比以往更重要。十是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价值观分歧的显性化及其对治理的影响。

  何教授认为公共管理专业建设要以知识为本、以理论为核、以能力为主。基于这一看法，何教授提出了对于关于如何应对十大挑战的几点体会。第一，政府、政府还是政府。何教授认为公共管理一定要把政府组织、政府行为、政府政策、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作为重中之重来看，虽然公共管理已经变得非常丰富，但是想要更专，就必须更细、更小，意味着更深、更精、更专。第二，以中国作为方法论，需要将历史、场景、文化、心理等都融入进来，并且进一步操作化和变量化，以及在这个操作化和变量化之后，能够对我们知识和理论产生真正的影响，以中国作为方法论来建构的面向真实实践的知识和理论，那么只要足够真实，就足够中国，就足够自主性，就足够普遍性。第三，在田野。公共管理研究需要更深刻地剖析人民日常生活的制度机理，或者说要把日常生活带入到我们的研究当中来。第四，要有高质量的发表。发表是知识的形态化，知识的产品化，如果没有这些，这个学科和专业本身就没有办法往前推进。第五，专业、知识、理论与实践有机融合的途径问题，需要增强研究的现实感，并且建立专业、知识、理论与实践之间有机融合的通道。第六，专业共同体的对话、共识，以及将其进一步的知识化、理论化。第七，虽然我们强调中国特色和自主性，但这一切都一定是在人类、人性和全球社会这个命运共同体的前提下讨论的，这是初心，也是情怀，这是基本的立场和基本的准则。

嘉宾简介

 何艳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家级重大人才工程入选者，《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常务副主编。